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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從倒逼到協同:商業與公益關系的轉型與升級
    作者:盧德之
    發布時間:2019-01-25
     
            編者按:我會理事長盧德之博士在中國信托新年論壇、華民集團慈善論壇等地講話再談商業與公益的關系,講話經整理在華聲在線刊發后幾小時的時間,近百家媒體轉載,無數企業界、公益界人士熱評,現刊錄于此,以饗讀者!

     
              從倒逼到協同:商業與公益關系的轉型與升級

    ——中信信托新年論壇、華民集團慈善論壇等講話綜合

    華民慈善基金會理事長 盧德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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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尊敬的企業界、公益界的朋友們:

    大家好!

    最近這些年來,無論是企業界的還是公益界的朋友,大家都在思考商業與公益的關系問題。我們知道,在全球財富迅速增加、市場日益擴大、商業日益發展的今天,伴隨人們的卻是貧富差距、不平等日益擴大,這不僅僅是幾個國家出現的問題,世界各國幾乎都出現了這個問題,只是數字不同、程度不同、層級不同而已。我們如何認識、處置這個問題呢?我的一個基本觀點是,大家應當盡可能把握事物的本質,并且從民間的角度、從自己的角度來認識和處置這個問題,做一些從0到1的研討與嘗試,不能僅僅滿足于做一些從1到2的事。

    目前看來,國際經濟形勢比去年更復雜,2019年世界經濟論壇1月22日在瑞士舉行,論壇的核心主題就是“全球化4.0:打造第四次工業革命時代的全球結構”,大家集中探討了在人類歷史百年大變局發生之際,全球化將往何處去,世界各國又該如何應對等重大問題。國內經濟發展也面臨很大的壓力。面對多重疊加的困難,如何保持定力,團結拼搏,推動發展,顯然是擺在我們面前的現實目標和任務。作為一個企業家、一個慈善人,一方面要拼命地多掙錢,一方面還要拼命地為慈善事業花錢,如何處理好企業與慈善的關系呢?如何推動兩者協同發展呢?最近10多年來,我一直在思考這個問題,一直在思考商業與公益的關系,討論資本精神與財富傳承的關系。我認為,商業與公益的關系,本質上就是資本與共享的關系。為探討資本與共享的關系,我還專門寫了《資本精神》《論資本與共享》等幾本書,其中三本書還出了英文版,2018年1月在美國的夏威夷舉行了首發儀式。在夏威夷時,我還就這個問題接受了記者的專訪。去年,我多次參加了有關這個話題的研討會,作了兩次演講。今年開年以來又幾次談到了這個話題。我想,這種來自民間的、企業間的思考會自由、開放一些,彼此的啟發也許會輕松、快樂一些。目的只有一個,就是為了更好地把握好商業與公益相結合的度,更好地推動商業與公益向前發展,更好地推動資本與共享向前發展。

     一、“亞當·斯密之謎”——世人普遍看重亞當·斯密的《國富論》,他自己為什么特別看重他的《道德情操論》?我們需要資本,需要創造財富,更需要資本精神,需要合理地處置財富。

     我是80年代初的大學畢業生,從基層做到了一個廳級干部。90年代初,我就下海經商了。也就是說改革開放40多年,30多年我在商業領域、在市場里打拼。我看到了改革開放初期的野蠻生長,看到了財富的集聚與財富的失去,看到了商海人生的艱難困苦,也看到了成功的喜悅與豪放,也更深層地看到了資本與財富的復雜關系,看到了人性在金錢與財富面前的顫抖、沉淪與反思。大約在2000年前后,我在資本大潮、財富發展中突然有了一種猛回頭的感覺——我們到底如何認識資本,如何認識運用資本的人呢?到底如何認識財富、處置財富,如何認識掌握財富特別是掌握了巨額財富的人呢?我是學哲學的,哲學要求我們思考價值。特別是在現實生活里,面對人與物的是是非非,我也一直在思考的一個問題是,我們到底需要一種什么樣的財富觀呢?我們這個民族到底怎么才能建立起一種既體現民族文化價值,又與時俱進的財富觀呢?我們經常講,中國的富人往往“富不過三代”。我們總不能說,過去是“富不過三代”,現在還是“富不過三代”吧!如果我們老是“富不過三代”,為什么又要去“富”呢?這與我們改革開放的目標、與民族偉大復興的使命也不相符!

    越往深處想的時候,我越清楚地認識到,我們今天所處的這個時代,可以說是一個資本的時代,資本已經成為這個時代很重要的推動力量、主導力量。但是,推動、限制和規范資本發展的力量也很多,比如說社會制度、法律體系,還有人們良好的創造動機,當然也要面對個人的貪婪、自私等。也就是說,人們的動機有可能推動資本發展,也會引誘資本墮落。為此我認為,我們在推動制度體系建設的同時,還需要一種高維的價值引領。我把這種價值叫做資本精神。長期以來,資本我們天天都在講,精神我們也天天都在說。資本是物理的狀態,精神是一種文化的狀態,我把這兩種東西融合到一塊了。我曾經同一個部門的領導同志說,我們天天罵資本,說資本不好,說資本流著血和骯臟的東西,可是我們天天談引進資本,搞資本運作,推動資本發展,這怎么說得通呢?當然,馬克思當年所講的資本,是資本主義處在原始積累年代的資本,那時候的資本就是一幅貪婪的面孔,流著血和骯臟的東西。馬克思是對的,F在,時空變化了,各種矛盾也發生改變了,如果我們在認識資本、把握資本的時候,不與時俱進,又怎么利用資本,推動發展呢?這是個最基本的理論問題,也是一個最基本的視角問題。那時候,還有兩本書對我啟發很大。一本是馬克思·韋伯的《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》,一本就是亞當·斯密的《道德情操論》。特別是讀亞當·斯密的《道德情操論》(1759年出版)時,我注意到了,亞當·斯密還是《國富論》(1773年完成,1776年出版)的作者!秶徽摗窞樗A得了為“現代經濟學之父”和“自由企業的守護神”的美譽。這個蘇格蘭人在1790年7月去世后,葬在了愛丁堡。他的墓碑上寫著這樣一行字:“這里長眠著《道德情操論》的作者亞當·斯密。”這個墓志銘看上去并沒有什么特殊之處,但居然是亞當·斯密自己撰寫的,這就別有深意了!其實,早些年我就讀這本書,也沒有在意這個問題。后來在思考商業、資本、市場等問題時,突然醒悟了——亞當·斯密畢竟是亞當·斯密,的確太偉大了!200多年來,大家普遍看重他的《國富論》,把他奉為市場經濟之父。他自己卻這樣看重他的《道德情操論》,希望他死后,名字也要與《道德情操論》聯系在一起。這到底是為什么呢?對此,我稱之為“亞當·斯密之謎”。

    我們都知道亞當·斯密是誰,他是一個商業主義者、市場經濟者、資本倡導者,也是最看重商業利益、市場價值的人!他為什么放下這些燙金的大頭銜,給自己撰寫了這樣一個墓志銘呢?他希望通過這個墓志銘告訴后人一些什么重要的價值呢?我覺得,亞當·斯密是一個明白人。道德不是神壇,但道德至關重要。他已經明確地告訴人們,道德情操比單純的經濟發展更重要。他在看到了市場那只“看不見的手”的時候,也看到了還有一只發自人的內心深處的、掌控著人類靈魂的手,叫道德情操。遺憾的是,人們往往只重視前者,卻忽略了后者。我們如果再深入地比較一下他的兩本書,就會更加清楚認識到,亞當·斯密不僅有明確的經濟學思考,更有明確的價值準則與價值選擇。他研究經濟、研究市場,認為經濟發展需要市場機制、市場調節、市場體系,但是如果只有這些是遠遠不夠的,還需要道德調節、價值導向,需要道德情操——也就是說,進入市場,僅僅依靠經濟要素、經濟手段也是不夠的,還需要道德融入其中,讓道德發揮積極的調節、規范作用。顯然,亞當·斯密在強調市場這只“看不見的手”的同時,也強調道德這只“看不見的手”。道德失缺的市場,不可能是一個好的市場。由此,我想到的是,沒有道德約束的資本,就不會是一個好的資本;沒有道德支撐的商業,也不會是一個好的商業;沒有道德價值引導自己的商業行為、市場行為、資本行為的資本所有者,也不會是一個好的富人!聯系到自己一路走來的商業行為、市場行為、資本行為,我更加清楚地看到了至少有四個方面的問題:第一、商業與財富是聯系在一起的。第二、財富與道德是有關系的。第三、在財富與道德的關系時,應當特別看重道德。第四、財富擁有者應當自覺地堅守道德責任、社會責任、人類責任。這不能說的強制性要求,不是設計道德高地,而是財富與財富擁有者應盡的義務與責任。

    當然,我說的資本精神是一個特定的概念。在我看來,資本精神是推動資本發展的內在的動力,以及它背后的道德精神,就包括亞當·斯密所講的道德情操。資本精神的核心內涵是什么呢?為便于理解,我從新教徒那里借來了三句話進行了改造,叫做“拼命地掙錢,拼命地省錢,拼命地為神圣的事業而花錢”。我認為,人們通過確立資本精神體系,讓有錢的人都變成好人,就是讓富人變好人,讓窮人變富人。所以從本質上說,資本精神是一種基本的財富觀,一種財富發展觀。一般來說,富人占有的資源相對比較多,應當承擔更多的社會責任。這不是過份的要求,也不是道德示范,而是理當如此。資源、地位與責任同在。

    今天在座的,許多朋友是從事商業的,特別是做銀行的、做資本的,大家的感觸一定比我還要多。我們這些人與商業有關、與市場有關,有的朋友還與公益慈善有關。我們是參與者。我們思考這個問題,才可能有更多的自覺,才可能更切身地體會到如何更好地推動商業與公益協同、財富與慈善協同、資本與共享協同。我想,我們現在應該能夠更好地認識到了“亞當·斯密之謎”的價值與意義。“亞當·斯密之謎”揭示的就是商業與道德的關系、市場與道德的關系。用我們今天的主題來說,就是商業與公益的關系。核心問題就是,我們僅僅就商業來考慮商業還是不夠的,在考慮商業、考慮財富的同時,還必須考慮如何合理地處置財富。就是說,我們既要資本,也要資本精神;既要不斷地創造財富,也要通過適當的方式,讓資本創造的財富讓更多人享用,讓資本走向共享。

    我們要知道,商業與公益的關系問題不是人們后來才提出的問題,商業從產生的那一天起,就與公益聯系在一起了。我們也知道,第一,商業做好了,就是最大的公益。這是經濟學家哈耶克的觀點,我認為是對的。第二,商業做好了,又能用一些商業利益來做公益,不是很好的事嗎?第三,不能要求商人做慈善,但可以引導商業與公益相結合,是正常的商業發展邏輯,也應當是可行的價值導向。第四,能做好商業,做一個成功的商人,又能做一個慈善人,不是很好的人生嗎?我想,就商業與公益的關系來說,這是歷史事實,也是現實,更是未來的一個方向。

    歷史漫長,歷史的回音卻充滿智慧和啟迪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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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 二、從遠古走來——古往今來,商業與公益已經形成了一條清晰的發展紅線,一條不斷升級的發展紅線——通過一定的方式,讓市場、商業創造的財富讓更多人分享,既是富人提升價值的重要選擇,也是財富的最好歸宿。

     我們知道,商業從產生那一天開始,就與公益聯系在一起了。遠古時期,生產落后,分工不成熟,社會行業也不多,彼此的界線不清晰,比如商業是原始的交換,公益可能也只是簡單的扶貧濟困,就連公益、慈善這樣的詞也可能很晚才出現,商業與公益的關系自然是完全分離的。

    到了商業社會、市場社會,一切就逐漸發生改變了。特別是到了現在,我們已經很清楚地看到,商業發達、市場發展或許是經濟發展的重要手段,但僅僅重視市場、重視經濟發展也是不夠的了,還必須把解決各種社會問題結合起來,把經濟社會作為發展整體,推動一體化治理。最近法國出現的社會問題,值得我們深思。法國是一個發達國家。2017年法國人均GDP達到了38575.438美元,可以說是相當富裕了吧。但是,2018年11月到2019年1月中旬,法國巴黎等城市的民眾每周六都走上街頭,抗議政府上調燃油碳排放稅導致油價上漲和生活成本增加。隨著一些極左、極右陣營和暴力團伙成員加入,示威頻繁升級為騷亂,商店和銀行遭打砸搶、縱火等現象增多。而據民意調查,80%的人支持這次抗議行動。其中的原因自然很復雜,但是有一個重要的問題是,市場發達、經濟發展、商業繁榮等,也只能是社會發展的一個重要方面,如果在發展中長期解決不了社會貧富差距過大,甚至讓兩極分化持續擴大等問題,社會就可能出現分裂,就不可能穩定發展。當然,解決社會發展這樣復雜的問題,需要不斷完善的現代化社會治理體系,但我們不可否認的是,注重商業與公益的關系也是解決社會有關問題的重要組成部分,至少是一個比較好的社會矛盾緩沖區與社會發展潤滑劑。不然的話,人均收入那么高的法國,政府上調燃油稅導致油價上漲一點,生活成本增加一點,就直接引發嚴重的社會問題,僅僅是經濟原因嗎?當然不是。說明資本主義制度本身出現新的危機了。

    盡管公益只是制度建設的一種補充,不可能用公益去解決商業所帶來的社會問題,但是由于商業始終與財富有關,商業是積聚財富的工具和手段,商業就應當與公益聯系在一起。事實上,商業與公益一直在一起。至少有以下幾種方式:

    第一,早期大小商業對公益、對慈善的支持。一般表現為一種自覺的慈善活動,比如春秋時代戰國時期的范蠡。據史書記載,范蠡(公元前536年—公元前448年)是楚國人,被后人尊稱為“商圣”。早年因為戰亂,他輾轉來到齊國,在海邊找了一個地方生存下來。他勤勞刻苦,精耕細作,又兼做一些捕漁、曬鹽的事兒,家里很快就富裕起來,積累了數千萬家產。有了錢,他卻仗義疏財,把錢財施善給了鄉鄰鄉親們,大家都感激他、敬重他。這些佳話傳到齊王那里,齊王也認為他是一個有才能的人,便把他請到了國都臨淄,請他做了主持政務的相國。他干了三年后對齊王說:“居官致于卿相,治家能致千金;對于一個白手起家的布衣來講,已經到了極點。久受尊名,恐怕不是吉祥的征兆。”他急流勇退,向齊王歸還了相印,又把自己的家財散給了朋友和老鄉們,變成了一個普通老百姓。離開齊國,他來到宋國的陶邑,也就是現在的山東省菏澤市定陶區的一個地方,又開始了經商活動。他堅守誠信經營,聲譽很好,沒出幾年,又成了一個巨富。有了財富,他沒有獨自享受,又把家產散給了需要的人們。我一直在想,中國史書上記載商人并不多,范蠡可能是一個特例,也是一個典型。他當年一次又一次地施善給大家,也可能只是一種簡單的扶貧濟困,并沒有想到是在做慈善、做公益,也不會是自動地改造社會。但是,范蠡那種從自發到自覺的施善行為,卻反映了中國古代商人的善良情懷,反映了商業與公益的本質聯系。我們從范蠡的商業實踐特別是經商準則里可以看到,他是一個重視商業與商業利益關系的人,一個高度重視商業與公益關系的人。他看透了財富的本質、財富的責任,懂得如何處置財富,且恰當地處置了財富,也成就了他“商圣”的千古美名。這還說明一個重要的社會問題,傳統中那些美德是應當發揚的,現代社會所有的東西并不一定都是好的。商業與公益關系中的許多問題更是如此。

    第二,許多大商業、大財團往往是從被倒逼做公益到主動出來做慈善的。比如洛克菲勒家族公司當年就是被倒逼增加工人的工資福利等,后來走向公益慈善的道路等。美國《歷史》雜志曾經報道說,1914年4月,洛克菲勒家族控制的科羅拉多燃料與鐵礦公司發生的一個礦工事件,洛克菲勒家族由此開始反思自己公司的管理政策,并隨后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礦工待遇,緩解了勞資矛盾,也使洛克菲勒家族進一步反思財富的價值,逐漸認識到了公益的重要性,走上了慈善的道路。后來洛克菲勒在給他兒子的信中特別談到了財富處置問題,他說:“守財奴得不到快樂,而慷慨用金錢幫助別人的人,即使為此貧窮了,內心依然是富有的。金錢是流動的,生不帶來,死不帶走,要如呼吸一樣與世界交流?犊氖┯枵,無論金錢多少,都將用金錢為這個世界帶來光明。”從這里我們看到,慈善不僅使洛克菲勒家族的財富得到了升華,也使他們的人生獲得了更高尚的尊嚴。后來人們評價他時說,洛克菲勒具備和所有富人一樣的品質,自律和克制。但是,他和大多數富人不一樣的地方是,比大多數富翁更加自律和克制,對散財更是慷慨和大方。我覺得,這是人們對他的尊重與敬佩,也是對商業走向公益、走向慈善的尊重與敬佩,更是對資本與共享的尊重與敬佩。許多事從倒逼開始,得到的效果卻是積極的。所以,倒逼我們做事,并不一定就是不好的事。

    第三,現代經濟條件下,主動用商業的部分收益資助公益,普遍表現為企業的社會責任等。我們知道,商業是人與市場打交道、與人打交道的事。商業需要智慧,商人也需要高尚的精神、價值來滋養。其中,最好的方式可能就是主動地用商業的部分收益資助公益。一般來說,商業獲得利潤是天經地義的,不然商業就不可能可持續性發展。任何時代、任何社會,商人又畢竟是少數,社會發展又需要協同、需要平衡、需要公平與正義,這就需要商人超越商人,更好地認識財富的本質,以自覺推動強制共享和自愿共享等方式,向社會讓渡一部分商業利益,讓財富與更多人達成共享。盡管財富是商人憑借個人智慧與能力創造出來的,但也應當考慮財富的責任,像洛克菲勒所說的那樣,慷慨地幫助一些需要幫助的人。在這里,必須強調的是,強制共享是以法律為基礎、為準繩的;自愿共享則是一種自愿的方式,是商人的基本人性的反映與升華。所以,主動用商業的部分收益資助公益,至少會出現三種社會現象:第一,具體到商業上,就體現了商業與公益的關系;第二,具體到資本上,就體現為資本與共享的關系;第三,體現到商業人身上,就體現了強制共享和自愿共享的關系;第四,具體到企業上,就普遍表現為企業的社會責任。大家想一想,這不很好的商業與公益的關系嗎?

    第四,用商業方式做公益,直接讓商業與公益融合到一起。這是近年來人們普遍探索的一種商業與公益的新途徑,希望用商業的方式實現公益的可持續發展,用商業的方式謀求更好的公益效果。國外也有許多這方面的經驗。我們談這個問題,首先要明確幾種具體情況:一是商人做商業,又與做公益的人共同做公益,特點是彼此不跨界,專業人做專業的事。第二,商業捐出善款,公益人為實現善款的保值、增值,跨界去做商業。第三,商人既做商業,同時又做公益。這種形式,目前還相當普遍。第四,商人完全從市場退出來,專心做公益、做慈善,比如中國的牛根生、美國的比爾·蓋茨。

    我是一個在市場里拼搏了30多年的人,對這個問題,我的看法一直沒有什么變化。我認為,在目前的情況下,商業是非常重要的事,需要人去做。也就是說,企業家是社會的寶貴財富,做企業的人把企業經營好,社會應當好好支持和保護。我們也希望企業家捐款,但不能希望企業家把錢都捐出去做公益。如果企業發展不了,財富不發展了,也就缺少幫助更多人的基礎了。如果用商業方式做公益,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商人跨界做公益,還好說的一些。比如牛根生、比爾·蓋茨就是典型。如果公益人通過做商業來擴大公益,就需要好好考慮考慮。公益人不要輕易跨到商業上去。當然,我們可以探索用商業方式做公益,或者把商業方式引入到公益中來,專業的人做專業的事,比較慈善信托、影響力投資、社會企業、公益企業等方式,都是可以嘗試的,但要更多的推動,則需要一定的社會財富基礎、思想基礎與相關的法律體系。否則,過之反而既會影響商業聲譽,也會阻礙公益的發展。

    通過上面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出,商業與公益的確形成了一條清晰的發展紅線,一條不斷升級的發展紅線。這條紅線所反映的本質可以說是資本與共享的本質。也就是說,從資本到資本精神,從資本創造財富到讓更多人享用財富,有一個發展過程,同時還是一個不斷升級發展、不斷進步的過程,也是人類文明不斷發展的過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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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 三、拓展發展道路——以共享文明為目標,共同構建商業與公益的新型協同關系,推動財富更好地為人類社會發展與人類文明進步發揮積極的作用。

     順應21世紀的發展與變化,無論商業還是公益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。特別是由于人工智能、機器人進入商業領域,社會用工方式的升級也成為了現實話題。由此引發的資源配置、商業集聚、市場競爭,很可能帶來財富更大的集聚。財富與商業有關,也與公益有關,相應的是,商業與公益的關系也會發生變化。如何適應這種變化呢?一是需要升級,二是需要不斷創新。從趨勢上看,隨著中國慈善事業蓬勃發展,特別是不斷推進共享發展的發展戰略,商業與公益的結合與創新,也呈現出更加廣泛的發展空間——以共享為目標的商業與公益的新型協同關系,有可能成為一種重要的發展趨勢。

    改革開放40年來,中國慈善事業在許多方面從無到有、從小到大,不斷創新就是一條基本的經驗。我們知道,現在的《慈善法》里有一個“慈善信托”的條文。我們與這個條文之間還有一個小故事。前些年里,我在與國外許多慈善機構交流中發現,國外設計的公益信托是一個很好的方法,直接把商業與公益結合起來了。我國的《信托法》對公益信托作了幾條規定,但執行起來比較困難,基本上沒有發揮作用。我想,我們為什么不作一些探索與推動呢?于是,我便尋找機會,希望聯合有關部門突破一下有關公益信托規定中那些不太明確、不好操作的條文,共同推動公益信托在中國發展。當時設想的目的主要是三個方面:一是可以探索讓財富走向共享的方式,二是能夠通過商業方式募集更多的公益資金、慈善資,三是可以推動慈善創新,引導更多的財富走向慈善的道路。2013年11月,中國非公募基金會第四屆年會在北京舉行。我在會上說,華民慈善基金會希望與有興趣的地方合作推動公益信托。當時大家都說是公益信托,后來正式文件才說是慈善信托。深圳市民政局候伊莎副局長當時就在會場。散會后,她找到我說,深圳市民政局可以一起來推動公益信托首先在深圳落地。她還說,深圳的慈善環境很好,發展態勢也很好,深圳特區有地方人大立法權,可以通過地方立法,首先在深圳試點落地公益信托。12月中旬,我們就派出一個工作小組到深圳對接。我應深圳市民政局邀請,專門去作了一次演講。當時深圳市民政局杜鵬局長,現在是前海管理局局長,他非?春,非常重視公益信托試點工作。工作的關鍵環節,他親自部署推動。很快,我們一起向深圳市政府打了一個請求聯合試點公益信托的報告。報到深圳市金融辦,當時的肖亞非主任,現在是福田區委書記,他也非?春霉嫘磐性谏钲诘陌l展前景,熱忱地接待了我們的工作人員,當即表示,一定向領導匯報,爭取把公益信托試點工作納入深圳市委、市政府一號文件落實方案中去,把具體工作布置到有關部辦局委。杜鵬局長、肖亞非主任真是深圳效率,說到做到。2014年2月21日,我們與深圳市民政局就落實深圳市2014年1號文件有關發展公益信托的精神,簽署了合作備忘錄,旨在共同推動試點公益信托公司項目在深圳市前海落地的各項工作;氐奖本┖,我們找到北京大學金錦萍教授,請她牽頭,由華民慈善基金會、深圳市民政局和北京大學非營利研究中心聯合成立一個課題組,起草《深圳市公益信托管理暫行辦法》草案,希望在審批機關、稅收優惠等方面實現突破。華民慈善基金會為此安排了課題研究專項經費。金錦萍教授和一些專家為此在深圳與北京之間跑了好多趟。到2015年形成了《深圳市慈善信托管理暫行辦法》草案。又經過多次討論,在廣泛征求社會各方面意見與建議的基礎上,這個暫行辦法納入了深圳市地方立法程序。后來,因為國家起草《慈善法》,考慮在《慈善法》中專列“慈善信托”一章,深圳市地方立法工作就停下來了。盡管如此忙乎了兩年多時間,我們的嘗試努力最后沒能在深圳落地,但是大家的工作,特別是深圳的地方立法嘗試工作無疑為《慈善法》中慈善信托起草工作提供了一些前期思考與實踐基礎。事實上,我們后來多次應邀參加了慈善信托立法條文的專家討論會,就是對我們這些參與暫行辦法起草人員的一種肯定與鼓勵。我想,這也可以說是國家有關部門、有關機構對基層慈善創新的一種肯定與鼓勵。

    在三年多時間里,我們從嘗試通過地方立法推動“慈善信托”,到國家高度重視“慈善信托”并在《慈善法》中落地,我們體會到,面對改革與發展,我們只要出發點是對的,方向是正確的,工作是努力的,就一定能得到社會的重視和回報。所以,我們在推動商業與公益創新方面至少可以在三個方面作些努力。

    第一,應當盡可能站得高一些。21世紀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世紀。我們應當站在人類文明發展的高度,才可能更好地認識商業與公益的關系,更好地把握“財富的責任”,在推動商業發展的同時,更好地推動財富共享。其實,商業與公益的關系還是一個財富傳承的問題。財富傳承到底要傳什么?無非是一傳物資,二傳精神。所謂傳物質,主要是實現企業傳承,最好的辦法是培養出好的企業接班人,培養他的財富創造的動力與能力,鼓勵他去做企業、去傳承企業。所謂傳精神,就是傳承家族精神,服務社會、感恩社會的道德精神。從國外財富傳承的經驗看來,建立家族基金會、推動慈善信托是家族財富傳承與精神傳承的重要路徑。家族基金會在歐美是一個普遍的存在。一個家族走到今天,家族基金會在里頭起到了一種很好的支撐作用。家族成員通過不斷地參與公益慈善,提升自我價值,提升社會價值。我國的慈善信托自從正式立法以來,發展就相當快。2019年慈善信托備案數量有可能超過200單,2018年大約120單;受托財產總規?赡芡黄50億元,2018年大約20億元。盡管比歐美發達國家比較,還處于起步階段,但是前景是非廣闊的。

    第二,應當胸懷廣大,追求協同發展。我們知道,商業是經濟發展的工具,與資本有關;公益是社會治理體系的補充,與共享有關。兩者結合起來,不斷升級發展是必然的。而且,商業主動結合公益,公益聯手商業是現代社會的一種大趨勢。因此,商業與公益融合的意義重大。這一點,大家的體會也可能比較多。所以我相信,從商業的歸商業、公益的歸公益,更多地發展為商業與公益的協同與合作,比如成功的企業家、財富家族、探索財富傳承方式的富人們,有可能進一步成為商業與公益協同發展的引領者,甚至更多地進入公益領域,更好地推動商業與公益協同發展。盡管如此,也要注意的一個原則是,要有所為,有所不為。商業可以更好地促進公益,但公益永遠不能商業化、市場化,公益如果商業化、市場化就會脫離“財富的責任”,有可能走到公益的另一面。

    第三,應當放眼世界,不斷探索新方式、新方法。比如慈善信托、家族基金會、影響力投資就是很好的辦法,F在看來,探索更多的公益方式、慈善方式,還有兩個方面的重要價值:一是不斷增多讓財富擔當共享義務與責任的辦法。二是有助于更好地打破“富不過三代”的財富魔咒。 “富不過三代”的原因自然比較復雜,根本原因是“善不過三代”!中國古人最在乎德位相配。如果說一個人德不配位,主要講他沒有道德心,缺乏同情心,不怎么關心別人。商業往往用腳投票,公益總是用心投票。從這個意義上看,創新商業走向公益的道路,鼓勵更多的企業家轉型為未來的慈善家,也一種社會發展規律。

    當然,盡管商業與公益的結合、協同發展是一種大趨勢,特別是民政部公布的《慈善組織保值增值投資活動管理暫行辦法》從2019年1月1日起正式施行后,商業與公益的結合會更加密切。我仍然要說的是,公益界的人最好去做好公益,不要輕言跨界到商業領域,更不要輕言把公益資金投入到商業里尋求保值增值。即便一定要進入商業領域,也一定要讓專業的人做專業的事,讓商業的人去管理、去操作,實現商業與公益的可持續發展。

     四、文明交互與慈善升級——由于世界不同文明之間日益活躍和擴大的交流互鑒活動,全球慈善有可能形成一種“從財富天下到公平天下”的發展趨勢,核心則是不斷追求“資本的自治與社會的和解”。

    今天,中國的公益慈善已經是一個立體的公益生態體系了,既推動國內的公益慈善,也是國際公益慈善的重要組成部分;既展示和傳播中國的發展觀、財富觀、慈善觀,也交流與借鑒國際社會的發展觀、財富觀、慈善觀。所以,我們參與公益慈善,應當更主動地提高一些認識。我們知道,不同地區、不同國家之間的公益慈善交流與合作,也是一種文明的交流與互鑒、促進與融合的活動。人類文明發展走到現在,幾千年過去,不能說哪一種文明能夠取代哪一種文明,哪一種文明能夠戰勝哪種文明了。文明多樣性是事實,也是現實,應當得到尊重與發展。人類文明發展的道路,只會是文明交互與文明升級,是寬容與尊重,不會是相互隔膜與沖突。而且,人類在追求文明交互與文明升級過程中,不斷推動“從財富天下到公平天下”,很可能會催生一種新文明形態,我稱之為共享文明。公益慈善則是一條現實的通過共享文明的道路。

    那么,什么叫交互呢?所謂交互,就是交流互動,最初是很多互聯網平臺追求的一個功能狀態,比如人機交互。我把交互這個詞借用到不同文明的交流互鑒活動中來。所謂文明交互,就是不同文明系統與不同文明系統之間的交流、借鑒關系,既有精神方面的,也有物質方面的;既描述歷史,也啟迪未來;既連通古今,也昭示未來。一個共同的目標就是,增進了解,達成共識,走向共享。所謂文明升級,就是尊重文明多樣性,推動不同文明想到交流、互鑒、融合,在融合基礎上實現不斷升級。我們知道,人類文明發展有自己的發展規律,文明發展也是復雜的,既有可能出現新的趨勢,也有可能出現新的問題,所以在這種復雜的基礎上談文明重建是困難的,也是不現實的。重建就是重新建設、重新組建。從這個意義上看,文明不太可能重建。一般情況下,文明也是重建不了的,文明只能升級。當然,一些文明因為復雜的原因,比如不可抗拒的自然災害,或者不能與時俱進等而消亡了,也是歷史事實。

    從人類文明發展大背景上看,文明交互至少有五個方面的特點:一是不同文明可以同時展開交互。世界文明多樣性非常豐富。發展到現在,特別是隨著全球化步伐加快,世界文明不分大小、不分前后都能夠在同一平臺、同一條線上展開交流合作,已經是一種美好的現實世界文明景象。中國倡議并推動的“一帶一路”建設,既是世界經濟發展走廊,也是世界文明大合唱。世界不同地區、不同國家、不同文明,只要愿意參與進來,不分先后,不分大小,都能找到自己感興趣的話題,展開形式多樣的交流與合作。二是科技不斷創新帶來了文明交互方式的改變?梢哉f,科技讓世界不同文明之間的交流互鑒插上了奮發的翅膀,無論廣度還是深度、強度,都是以往所不能比擬的。如果從交流量看,現在的一年遠遠超越以往十年甚至數十年。特別是互聯網的發展,交互方式不僅快捷,而且不受傳統工具、線路、距離等方面的影響,也不受年齡、形式上的限制,無論聲音、形象、感觸等都進入立體交互時代,甚至已經突破語言不通上的隔膜了。三是新時代文明交互引發了不同觀念的碰撞與整合。這一點不難理解。主要是由于交互方式、速度、頻率、深度等方面的迅速發展,不可能不影響到一些傳統觀點的改變。我們既要接受新的東西、好的東西,又要警惕不好的東西、壞的東西。而且,這一切觀點的交流都有一個碰撞過程,一個消化、理解到吸收或者放棄的過程。一時出現比較復雜的現象,甚至雜亂的現象,也是一種正,F象。由于世界本身的復雜性,我們也必須時刻清醒地把握自己的原則,我們需要什么,不需要什么,都必須心中有一桿秤,借鑒好的、成功的東西;對外的東西,不跟風、不摔跤、不倒下!四是在不同文明交互過程中,求同尊異、擴大共識的可能性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增強。最大的特點是不同文明都好好坐下來,共同尋找最大公約數。我認為,既是文明交互,大家都相對容易站到人類發展的高度,站有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高度,站在人類終極關懷的高度,共同認識不同文明的不同之處與相同之處,在相互尊重多樣性的基礎上,堅持共同發展的方向。即使不同文明之間出現一些矛盾,甚至博弈,也能通過協商、協同,達到超越、升級,可能會形成一種新文明。我認為,世界不同文明交互的發展趨勢,將促進形成一種新的文明形態——共享文明。

    就公益、慈善來說,隨著世界文明交互與文明升級,公益慈善特別是國際公益慈善也可能會出現一些新的氣象,實現公益慈善升級。我想,至少會出現五大發展趨勢:一是從關注區域性問題擴展到關注全球性問題,比如從區域性疾病到氣候變化等;二是從關注人的生存狀態、提升人的生存能力到人的自由全面發展、社會進步;三是從倡導個人捐贈到追求財富公平分配;四是從單一慈善機構活動轉變為眾多慈善組織的聯合行動;五是從個人道德責任行為到企業社會責任行動。我認為,慈善升級的一個基本的發展方向,是走向一種新的慈善形態——21世紀慈善。具體來看,面對隨著全球經濟進入全面調整,慈善也將保持快速發展;社會慈善與政府扶助進一步融合,更好地推動經濟社會協同發展;慈善與商業,或者公益與商業,將順應資本的自治與社會的和解大趨勢,獲得更快更好的發展;慈善活動與慈善文化所形成的觀念與價值,將為經濟社會發展提供新的認知與思想基礎;慈善法治化與慈善職業化趨勢進一步增加,全球慈善交流與合作領域更加廣泛,更加活躍。為此,我的一個基本結論是:面對世界發展,無論全球公益慈善,還是中國公益慈善,都將為促進經濟社會發展“從財富天下到公平天下”,促進“資本的自治與社會的和解”,為全球共享發展與共享文明建設作出新的探索與貢獻!

        現在是隆冬時節,但小寒大寒過去,就是春天了。

    我們今天討論的商業與公益的關系,也可以說是市場與財富的關系,物質與精神的關系等,本質就是資本與共享的關系。面對世界發展,我們應當倡導從“財富的責任”到財富的共享,既重視強制性共享,也推動自愿性共享,讓財富更好地活起來,讓更多的人通過踐行“財富的責任”而讓生命更有價值,讓財富更有價值,從而讓更多的人享受世界的美好與人類的可愛,更好地推動人類社會良性發展與人類文明的良性進步!我相信,人性美好,人類堅守人的美德,春天就會長在!

    謝謝大家!

     (根據2019年1月11日、21日在中信信托新年論壇、華民集團慈善論壇等活動上的講話整理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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